第五一回 探新路群贤觉醒 应时运中共诞生（
第五一回探新路群贤觉醒应时运中共诞生（下）
毛泽东认真分析形势后认为，在南北军阀夹击之下，湖南督军谭延闿有可能接受政治改良，率先实行自治。当务之急，是开辟一个有效的阵地作掩护，稳扎稳打，与谭延闿开展合法的斗争。
经过深思熟虑，毛泽东在闹市区租了三间门面房，与易礼容等人创办了一所文化书社。他们宣称：“湖南人现在脑子饥荒甚于肚子饥荒，青年人尤其嗷嗷待哺。文化书社愿以最迅速、最简便之方法，介绍中外各种最新书报杂志，以充青年及全体湖南人研究之需要。”毛泽东多方筹借资金，努力扩大营业范围，除当局允许的公开书籍外，秘密经销《共产党宣言》、《新俄国之研究》、《劳农政府与中国》、《马克思资本论入门》、《劳动界》等进步书籍。
随后，毛泽东又和彭璜、何叔衡、方维夏等筹组了湖南俄罗斯研究会，秘密发行《俄罗斯丛刊》，系统介绍《俄国共产党的历史》、《列宁的历史》、《阶级斗争》等书籍。同时，组织先进青年秘密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，并先后选派刘少奇、任弼时、肖劲光等十六名进步青年到上海学习俄语，准备赴俄国留学。
正当毛泽东秘密筹建党小组之时，湖南督军谭延闿发表通电，宣布湖南脱离北洋政府，实行自治。谭延闿之目的是笼络人心，巩固其统治地位，借以抵制北洋军阀政府的再度干预。他打着反对北洋军阀的旗号，故作开明姿态，很快迷惑了许多人。不少绅士发表通电，赞成谭延闿的主张，拥戴湖南自治。在社会舆论的推动下，谭延闿匆忙做出决定，组成了由省政府官员和省议会若干人充任的“自治委员会”，草拟了一部“湖南省宪法”，在报纸上公布。
谭延闿的官办自治方案刚刚公布，毛泽东、彭璜和《大公报》主编龙兼公等人就针锋相对，联名起草了一部民办的自治方案，在《大公报》上发表。严正指出，谭延闿的自治方案是一个官僚政客包办湖南政治的方案；“是把少数特殊人作为统治者，而把一般平民作为被统治者；是把统治者做主人，而把被统治者做奴隶”。毛泽东又撰文强调道：“湖南人民宪法会议代表，不能由官僚政客越俎代庖，而必须实行直接、平等的选举，每五万人中产生一个代表。由人民宪法会议制定宪法，根据新宪法产生正式的湖南议会、湖南政府以及各县、区自治机关。必须如此办理，方能建成一个崭新的湖南。”
一石激起千层浪。毛泽东等人的自治方案赢得了民心，每天到报社来签名支持者络绎不绝。毛泽东大为兴奋，为实施自治方案多方筹划、积极奔走，成了长沙城里最忙的人。他连续参加湖南学联召开的各团体、各报馆代表会议，讨论议会选举和组织法要点，决定举行大规模的游行请愿。会议推举毛泽东为主席，执笔起草《请愿书》，又推举方维夏等人将《请愿书》提交湖南省政府。
1920年10月10日，长沙各界群众近两万人冒着大雨集会，庆祝辛亥革命九周年。会后，组织了大规模的示威游行。游行队伍到达督军府门前时，彭璜、方维夏等代表登门呼吁，向谭延闿递交了《请愿书》，要求迅速召开人民制宪会议。游行群众情绪激昂，持续高呼口号。一部分人出于对“包办制宪”的强烈不满，当众扯下了省议会的旗帜。谭延闿接受了《请愿书》，当面表示顺从民意，骗得请愿群众当场解散。事后，谭延闿对请愿书所提之各项内容断然否定，拒不接受。
一月后，南方军政府委任的湘军总司令赵恒惕入主长沙，取代了谭延闿的督军位置。风云变幻孰难料，城头又换大王旗。赵恒惕一把撕下开明的伪装，公然推行武力专制；下令封锁进步报刊，解散各种群众团体。他得知毛泽东是自治运动的关键人物，便制造谣言，说是毛泽东煽动请愿，并亲手扯下了省议会的旗帜，还想捣毁省议会。警察厅随即把毛泽东召去诘问，想借此造成一种高压的恐怖气氛。自治运动半途而废。
无情的事实迫使毛泽东冷静下来，认真思考失败的教训。他逐渐明白，以和平请愿方式搞自治，乞求军阀还政于民，无异于与虎谋皮。残酷的现实迫使毛泽东放弃了改良的幻想，痛下决心，义无反顾地走上革命道路。恰在此时，毛泽东收到了蔡和森自法国的来信，称：“弟赴法后，工余苦学，凭借一本法华词典，猛看猛译了几十种革命书籍，潜心研读，完全接受了马克思、列宁的主义。我新民学会成员已在法国成立了共产主义学习小组。望兄在国内尽快行动，筹划建党事宜。然事须秘密，潜在运动。”毛泽东阅罢大为振奋，当即复信道：“君之见解极当，我完全赞成。国内建立共产党之事，陈独秀、李大钊先生已进行组织。湖南建立党小组之事，也已成熟。”
数日后，利用元旦假期，毛泽东召集新民学会骨干成员何叔衡、彭璜、易礼容等人，在文化书社举行秘密会议，创建了长沙共产主义小组，确定了“坚定信仰，秘密活动”的原则。同时决定筹建湖南社会主义青年团，作为公开的组织，团结、引导青年，为党组织培养后备力量。
1921年春节，毛泽东携新婚妻子杨开慧回韶山老家过年。除夕夜，毛泽东和弟弟毛泽民、毛泽覃，堂妹毛泽建围着火塘守岁。毛泽民告诉哥哥道：“自父母过世后，家事一年不如一年。前年，家里遭了一次火灾，修屋用了不少钱。去冬，又遭败兵勒索和坏人抢劫，家境更加艰难。”毛泽东听后，开导道：“国之不存，何以为家？我们毛家的规矩是先国后家。当今军阀混战，国家多难，民不聊生。我们应舍家为国，走出去干点事。家里的房子让给人住，田地让给人种。耕牛、农具、剩下的谷子都送给穷人。舍小家而为大家，奋长策而救天下。”
春节后，毛泽东处理完家中财物，便带着妻子、弟、妹返回长沙。他把毛泽民安排在第一师范附小做工，送毛泽覃、毛泽建去读书，自己则投身到各种政治活动之中。不论在新民学会、俄罗斯研究会中，还是在青年团、党小组中，毛泽东都成了不可缺少的核心人物。
时光飞逝，转眼已是六月底。一日，受《湖南通俗报》主编谢觉哉之邀，毛泽东正在寓所修改文稿，忽接李达从上海发来的通知，要他赴上海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。毛泽东当即停笔，约上何叔衡匆匆动身，乘着暮色，登上小火轮，连夜赶往上海。毛泽东、何叔衡到达上海后，受到了李达的热情接待。数日间，各地代表相继抵沪，均被李达以“北大暑期旅行团”的名义，安排在上海法租界内的博文学校里食宿。
李达，号鹤鸣，湖南零陵人。早年赴日本留学，受俄国十月革命影响，始全力研究马克思主义，翻译了《唯物史观解说》、《社会问题研究》、《马克思经济学说》等书，寄回国内出版，比较系统地介绍了马克思主义。归国后即协助陈独秀创建上海共产主义小组，将《新青年》改为党的理论刊物《共产党》，并担任主编；发表了《什么叫社会主义》、《社会主义的目的》等文章。不久，陈独秀应孙中山之邀，去广州担任教育委员长职务。陈独秀临行时，委托李达为上海党小组代理书记，负责建党事宜。李达不辞辛劳，集宣传、组织、联络等重要事务于一身，与各地党小组秘密联络，直接筹备党的创建工作。同时，又接待了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俄国的尼克尔斯基，接受了其尽快召开全国党代表会议的建议。李达与广州的陈独秀、北京的李大钊书信频驰，共同商定了成立中国共产党的大计。
1921年7月23日，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在上海法租界贝勒路树德里三号秘密举行。参加会议的有国内七个共产主义小组派出的十二位代表。他们分别是上海小组的李达、李汉俊；北京小组的张国焘、刘仁静；长沙小组的毛泽东、何叔衡；武汉小组的董必武、陈潭秋；济南小组的王尽美、邓恩铭；广州小组的陈公博，旅日小组的周佛海。会议原定由陈独秀主持，但他因广州公务繁忙不能抽身，特指派包会僧出席。李大钊亦因故未能莅临。与会的还有共产国际代表马林、尼克尔斯基。
这是一次改变中国命运的政治会议，十五位与会者或西装革履，或灰布长衫，但都是清一色的知识分子。他们有的精通外文，饱读马列著作，有的老成持重，善于独立思考。大家推举张国焘主持会议，毛泽东和周佛海做记录。会议首先由各地代表介绍其工作情况，张国焘、陈公博等口若悬河、引经据典，彰显其才华横溢；毛泽东、董必武等则沉默寡言、措辞严谨，更见其虚怀若谷。会议经过热烈的讨论，正式确定党的名称为中国共产党，通过了陈独秀起草的党章。会议确定党的奋斗目标是推翻资产阶级政权，建立无产阶级专政，消灭资本家私有制、直至消灭阶级；规定了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，党的纪律和吸收党员的条件、手续。大会还通过了关于当前实际工作的决定，明确了党成立后的中心任务是大力发展工会组织，开办工人学校，加强党对工会和工人运动的领导，在工人中灌输阶级斗争精神；规定共产党只维护无产阶级的利益，不同其他党派建立任何相互关系。后人有诗议之曰：
自从有了共产党，中国有了新希望。马列主义指航程，改天换地求解放。
会议进行到第六日，突然有一名陌生的中年男子闯入会场，环顾一周后又匆忙离去。马林鉴于长期秘密工作之经验，立即断定此人是敌人的密探，建议马上中止会议。李达亦深感事态严重，立即要夫人王会悟想办法，找个能继续开会的地方。王会悟曾在嘉兴女子师范读过书，对嘉兴以及南湖的情况非常熟悉。她想到嘉兴南湖游人稀少，便于隐蔽，便建议到南湖去，包一个画舫，在湖中开会最为安全。在王会悟的安排下，代表们分批离开，于次日陆续赶到嘉兴南湖。
是日，南湖上凉风习习，细雨蒙蒙；碧波微澜，水雾如烟。一条红色的游舫在烟雨中若隐若现，船舱内十多位党代表神情庄重，倾吐心扉。会议选举产生了党的中央领导机构，由陈独秀、张国焘、李达组成中央局，陈独秀为书记，张国焘、李达分别负责组织、宣传工作。
这是一次极具传奇色彩的会议。在十五位与会者中，最年长的是四十五岁的何叔衡，最年轻的是十九岁的刘仁静；平均年龄为二十八岁，正巧与毛泽东当时的年龄暗合。更巧的是毛泽东曾取笔名为“二十八画生”；而中共诞生后，经过二十八年艰苦卓绝的奋斗，终于推翻了旧中国，建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。缔造新中国的伟人，又恰好是毛泽东。这一连串的二十八，是偶然巧合，还是历史必然？是天意若此，还是人谋使然？古人云：谋事在人，成事在天。谁主沉浮，重在实践。这才是：军阀混战天下乱，茫茫渺渺天意现。人谋若能合天意，二十八年乾坤变。要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