（一）

  1966年5月16日，中共中央发表了由毛泽东亲自主持制定，并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《五·一六通知》，“文化大革命”正式发动。
  同年5月25日，聂元梓的大字报在北大张贴。
  5月29日，清大附中的一些同学聚集在了圆明园，建立起第一个红卫兵组织。他们打着“以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”为指导，打着“造反有理”“反对走资派”的旗号，与各地党组织对立。
  8月1日，毛主席写信给第一个红卫兵组织向他们表示了“热烈的支持”，红卫兵运动风起云涌，继而遍及全国。
  1966—1968年三届毕业生积压达到1000多万人。
  1968年，大学停止招生，各个行业劳动力饱和，无力招工。
  同年12月，毛泽东给予毕业生们新思路：“知识青年到农村去，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，很有必要。”
  于是，全国各地掀起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热潮。
  一度震撼全国、轰动全世界的红卫兵运动被轰轰烈烈的知情上山下乡运动所代替。
  我们的故事也拉开了序幕。
  （一）
  1965年谢知恩考上了江苏师范大学附属中学。
  1968年师范附中的老师同学们在徐州坐上火车，准备驶往兰州，彼时兰新铁路刚建成不久，谢知恩的父母和弟弟哭着送她上了火车，车站来送行的人如潮水般，她将手伸出窗外，年过半百的父亲踩在火车外皮上，够着身子紧握住她的手：“知恩，在外面脑袋瓜要机灵点，不要被别人占了便宜。只有知识才能改变命运，无论多苦多累都要记得看书。”
  说完从怀中掏出几本薄薄的、被揉得皱皱巴巴的小册子塞进谢知恩的行李中，谢父左右观望了下，周围的人都忙着与自己的亲人离别，没有人注意到他们父女俩的小动作：“哝，这是你母亲趁他们不注意时抢救的几本...你带在身上，好好改造，争取早日回家。”
  谢母抱着年幼的弟弟，不方便上前，他们二人被人群挤在柱子旁，母亲哭得几乎要晕厥，谢知恩的眼睛干干的，一点泪也流不出。
  火车的汽笛声响起，乘警开始赶人，周遭的哭声一下子变大，谢父最后一次紧紧地握了握谢知恩的手：“我们在家等你。”
  火车一点一点缓慢地开动着，父亲放开了她的手，随着人潮跟着火车慢慢移动。
  站台、人群一点一点地向后移动着，谢知恩猛地起身，半个身子够出车窗，两根麻花辫垂出窗外，她睁大眼睛死命盯住父母和弟弟的脸，像是有预感，这是她今生今世最后一次见到他们一般。
  谢知恩这才感到眼中的涩意，鼻头一酸，有眼泪从眼里流出。
  身旁的同学周晓梅鼻涕眼泪糊了一脸，抱着自己的包袱低头坐在座位上一抽一抽地，谢知恩拿出手帕给她擦眼泪，她低声问道：“知恩，你怎么不哭。”
  “振作起来，我知道我们希望的火炬是不会灭的！”谢知恩附在她耳边给她打气。
  周晓梅擦擦鼻涕，抽泣道：“知恩，我什么活也不会干，怎么改造啊。”
  “从零开始学呗，你成绩那么好，我相信你一定学得很快。”
  “嗯！”周晓梅渐渐止住哭声，打着哭嗝，“你真好。”
  “太晚了，我们先靠着睡会儿，养足精神才能继续向前。”谢知恩将周晓梅的外套披在她身上，又把自己的大衣向上拉了拉，“睡吧，过十几个小时我们就到了。”
  夜已深，车厢里仍有同学小声抽泣的声音，谢知恩迷迷糊糊地靠在车窗上，月光洒进来落在她的睫毛上。
  “知恩。”周晓梅小声说道。
  “嗯...”谢知恩迷迷糊糊地应着。
  “你说，我们什么时候才能回家啊。”
  谢知恩一下睡意全无，看着窗外的月亮，一声不吭。
  长时间没等到回答，周晓梅沉沉睡去，谢知恩听着身旁她绵长的呼吸，内心充满了对未来的惶恐。
  这列火车载着的不仅仅是年轻的学生们，他们是家庭的希望，是父母的孩子，是好学向上的年轻人，更是祖国的希望。
  火车顺着铁轨向远方驶去，谢知恩不知道“新疆”是怎样的一个地方，她对这两个字的认知仅仅存在于书本上的理论知识，在我国的西北方，维吾尔族集居地，昼夜温差很大。
  一切一切仅此而已，她对未来一无所知，甚至不知道自己做错了什么，要去改造什么。
  周晓梅身上传来的热量在这漫漫寒夜里给了她些许力量，她闭了闭眼睛，紧了紧怀中的书本。
  活在当下，展望未来。
  书本上的这八个字，现在才在谢知恩的脑海里逐渐成形：即便现在是黑夜，明日太阳终会照常升起。她不知道未来是什么样，明天会被带到哪里去，她也不知道自己一个学生能干些什么，会不会受到伤害，但她知道的是，只要和同学们在一起，只要心中仍有能回家的信念，她就绝不会认输。
  想到这里，谢知恩缓缓闭上双眼，酣然睡去。
  她不知道的是，明天她就要和她的同学们分开，和少数几人分到更偏远的地方去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