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易中天中华史第一部:中华根_分卷阅读_124

  事实上,用火、农耕、养蚕业和纺织业,都意味着生产力的进步。用火则熟食,农耕则粒食,养蚕则衣帛,纺织则衣布。因此,茹毛饮血,不吃粮食,不穿衣服,身披兽皮,不会盖房子,都是落后的表现。至于文身和刺青,则是原始时代的风气。所谓“被发文身,以象麟虫”,15正说明这些民族还停留在生殖崇拜或图腾崇拜阶段,没有跨入文明的门槛。
  文明是对野蛮的镇压,而这种进步是要有标志的。对于华夏民族来说,这个标志就是束发。因为对头发的约束,即意味着对自己的约束,而且是道德的约束。因此,断发和披发,都是不文明的,甚至不道德。赤身裸体和刺青文身,也如此。因为要显露刺青和文身,就不能穿衣服;而如果一丝不挂,暴露无遗,则体面何在,体统何存?
  蛮夷,岂非不开化的野蛮人?
  于是一种文化上的优越感,便在华夏民族心中油然而生。正是这种文化优越感,让中原诸夏以居高临下的态度看待周边民族,包括蔑视楚。
  楚人的来历,现在已经说不清了。所谓“楚之先祖出自帝颛顼高阳”,是靠不住的。司马迁自己,也说他们“或在中国,或在蛮夷,弗能纪其世”。比较靠得住的,是楚人的先君熊绎带兵参加了武王伐纣的战争,被封在“楚蛮”,号称“楚子”。子,未必就是子爵,反倒可能是“蛮夷之君”的意思。事实上《春秋》一书中,蛮夷或夷狄的酋长或国君,可是一律都称为“子”的。
  由此可见,楚人虽然在西周初年就与中国发生关系,却并不被看作诸夏。楚人自己,也以蛮夷自居。楚的国君熊渠和熊通,就公开说“我蛮夷也”。他们这样说,目的是要称王。因为华夏各国的国君,只能称公称侯。能称王的,只有周天子。于是熊渠便说“我蛮夷也,不与中国之号谥”。意思也很清楚:我们楚人既然是蛮夷,凭什么要按照你们中国的规矩来?熊通则更不客气,干脆自称武王,公然与周人的祖宗平起平坐,完全不把天下共主放在眼里。16
  这样看,尊王攘夷,楚也是重点打击对象。他们来争霸,岂非天大的笑话?
  可惜这是事实。
  我们知道,所谓“春秋五霸”,历来就有各种说法。但无论哪种说法,都有齐桓公、晋文公和楚庄王。可见楚为春秋时期的霸主国,并无争议。实际上春秋刚刚开始,中原诸夏就已经感到了楚国的威胁。为此,郑国和蔡国在邓(疑在今河南省漯河市境内)举行了盟会。这时的郑君是庄公。以郑庄公之强,尚且惧楚如此,其他诸夏可想而知。17
  郑庄公的恐惧是有道理的。因为这时的楚君,正是自称武王的熊通。这时的楚国,则正蒸蒸日上。他们早已控制了汉水流域和长江中游,视周边小国和蛮族部落为盘中餐、囊中物,对中原沃土也垂涎三尺,觊觎已久。武王在世时,汉水沿岸姬姓诸国便被楚人吞并已尽。他的儿子文王继位后定都郢城(今湖北省荆州市),又先后灭掉申国(姜姓,在今河南省南阳市)、邓国(曼姓,在今湖北省襄阳市)、息国(姬姓,在今河南省息县),征服蔡国(姬姓,此时在今河南省上蔡县),把势力范围扩大到了郑国的家门口。
  楚人似乎也不放过郑国,因为郑国是中原的枢纽和门户。于是,从文王到成王,楚人五次伐郑,非逼得他们跟自己亲善不可。最后一次,郑文公几乎就要扛不住了,打算向楚国投降。想当年,郑庄公与蔡国结盟,就是为了对付楚国。现在蔡国成了楚人的马前卒,他们还能依靠谁?
  齐桓公。
  不战而霸
  郑国遭楚攻击两三个月后,齐桓公出手了。
  楚成王伐郑,是在鲁僖公三年(公元前657年)冬。第二年正月,齐桓公便联合鲁、宋、陈、卫、郑、许、曹组成八国联军,浩浩荡荡杀了过来。他们的做法,仍然是“吃柿子拣软的捏”,先拿投降了楚人的蔡国开刀。可怜那蔡,原本就是小国,当然不堪一击。打败了蔡国的联军乘胜前进,准备攻打楚国。
  楚成王闻讯,便派了一个大使去交涉。
  成王的照会很有名,是这么说的──
  君处北海,寡人处南海,唯是风马牛不相及也,不虞君之涉吾地,何故?
  这话说得很客气,很委婉,很文雅,也很强硬。所谓“风”,就是雌雄相诱。动物发情时,雌性会散发特殊的气味,像风一样,雄性闻到就跑过去了。所以楚国的照会,翻译过来就是:君上您住在老北边,寡人我住在老南边。贵我两国相距千里,哪怕是牛和马谈恋爱,也跑不了那么远啊!没有想到君上您却大驾光临,来到敝国,请问这是为什么呢?
  显然,这是在谴责齐国师出无名。齐国这边,管仲却代桓公回答说,我们出兵,是得到了授权的。你们该进贡的茅草没有到位,影响了王室的祭祀,所以寡人要来征讨。昭王南巡到了汉水就没有回去,所以寡人要来问问。
  管仲的回答貌似有理,其实不然。得到授权?请问谁授的?管仲说是召公奭(召读如绍,奭读如是)。授权给谁?管仲说是太公望,也就是姜太公。他们是什么时候的人?周初。此刻是什么时候?春秋。这个授权,是不是也太久了一点?更何况,有当今天子的授权吗?没有。
  攻打楚国的两条理由,也站不住脚。没错,当时诸侯各国,名义上都对周天子有义务。楚国的义务,是进贡一种茅草,以便祭祀的时候用来滤酒。这种茅草很久没有进贡,大约是可能的。但在春秋时期,许多诸侯都不怎么把天子当回事,这种事情也多了去,凭什么专拿楚国开刀?至于周昭王,是西周第四任天子。他南巡来到汉水时,汉水的人很讨厌他,就在过河的时候给了他一只漏船。这事早已过去三百多年,齐国现在来算什么账?
  显然,什么“尔贡包茅不入”,什么“昭王南征而不复”,都是借口。但在外交场合,不能把话说穿。于是楚使就说:过滤纸忘了送去,这是敝国寡德之君的罪过,今后岂敢不送?至于昭王为什么没有回去,请问问汉水之滨好了。
  这就谈不拢。只能各自回去,准备打。
  战争的准备用了两三个月的时间。齐国的联军继续前进,楚军的统帅也来到阵前,并前去拜见齐桓公。桓公为了表示礼让,下令联军从楚国的北塞陉(读如刑,其地不详),后退到召陵(其地亦不详),并建议先搞一次阅兵式。
  于是两人同坐一辆战车检阅部队。
  退兵和阅兵,都是姿态。桓公的意思很清楚:只要承认齐国是老大,事情都好商量。因此一开始,他就先唱高调,说这次起兵不过为了两国永远友好。楚帅也放低身段,说那正是寡君的愿望。但,当桓公耀武扬威,声称“以此众战,谁能御之;以此攻城,何城不克”时,楚帅就寸步不让了。
  楚帅的回答不卑不亢:君上如果以德服人,请问谁敢不服?如果一定要用武力,那么本帅也可以禀告君上,我们楚国以方城山为城墙,以汉水为护城河。贵军虽然人多势众,怕是没有用武之地。
  话说到这个份上,就只能各自算账。
  齐国很清楚,楚国并不好惹。硬要开战,至多杀敌一千自损八百,说不定还两败俱伤。楚国也很清楚,齐国要称霸,是挡不住的,自己也没资格争,不如做个顺水人情。最后,两国签订盟约,各自收兵。
  盟约的内容并未载入史册,已不可考。但楚人承认对周天子负有义务,承认“贡之不入,寡君之罪也,敢不共(供)给”,尊王的目的就达到了。楚人暂时不再对郑国死缠烂打,放慢进犯中原的步伐,攘夷的目的也算达到。方方面面都交代得过去,齐桓公当然见好就收。18
  然而桓公的霸业之基,却由此奠定。五年后,齐桓公在葵丘(其地当在今河南省兰考县)与宋、鲁、卫、郑、许、曹六国结盟,周襄王派人祝贺,史称“葵丘之会”,是齐国称霸的标志。19
  显然,没有前面的召陵之盟,就没有后来的葵丘之会,因此前者历来被看作桓公的得意之作,也被看作称霸中原的经典案例。一百一十六年后,楚灵王征得晋国同意,召开诸侯大会意欲称霸,仍表示要以召陵之盟为榜样。20
  可惜,这榜样十分经不起推敲。
  最值得注意的,是这次盟会,秦晋两国都没参加。这两个超级大国缺席,霸主的地位和盟约的价值,便要大打折扣。说白了,齐桓公不过半壁江山的霸主。他的成就霸业,也有太多的机缘巧合。正如司马迁所说,当时王室衰微,晋国内乱,秦穆公敬而远之,楚成王又让了一步。21所以齐桓的争霸,其实是“不争之霸”。真正的争霸,是后来的晋楚两国。那才是一部春秋史的主旋律。其间,包括宋襄公的图霸业,秦穆公的霸西戎,都不过小插曲。
  那就来看晋楚之争。
  真霸主晋文
  开创晋国霸业的,是文公。22
  如果说齐桓公是“不战而霸”,那么,晋文公便是“一战而霸”。23这场战争,就是城濮之战。这在春秋时期,当然不是第一次战争,却是第一次大战。但开战和结局,却似乎在计划外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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